土地确权 大邑县韩场镇兰田村的重要一课

自上而下推行的事，立意再正确、意义再重大，倘若没有底层响应，还是免不了成为落不得地的空头文章。2008年成都提出的确权，就面临这样的考验。前文向读者介绍过，“还权”与“确权”来之不易，但更为困难的，是怎样在村庄和农户层面真正完成确权。

兰田村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。这个村子地处大邑县韩场镇，属于成都的“三圈城”，其实就是远郊农村。一般的经验，比起紧靠中心城区的近郊农村，远郊农地的价值较高，农民对土地也更加在意，确权时更可能“斤斤计较”。不过，兰田确权实际遇到的麻烦，还是超出当事人的预想。

那是2009年的春节之后，“产改”之风刮到兰田村。照例是思想动员先行，村官们到镇上开会，学习市里下达的政策。“确权”当然是新词汇，不过内容倒也不难懂，无非是登记每家每户的承包地、山林、宅基地和房屋的数量，由县人民政府颁发产权证书。听懂之后，村官们的第一反应是问：有什么用？

成败在此一答。偌大一个中国，层层“上层建筑”差不多每天都要发出新目标、新指示、新精神。不过，“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”，真正穿得到村庄和农户的，首先要过村官们的这一问。没什么用的——其实是在村民和村官看来没什么好处的——说说就算说过了吧，即便大水漫天，地皮也不会湿的。

成都的回答很到位：完成确权，才能公平合理放发粮食直补和“耕保基金”。大家知道，粮食直补是温家宝总理的德政，农民种粮不但免掉农业税，且依不同品种还可以领取直补。左算右算，兰田这个地方的粮食直补，约每亩每年100元之谱。“耕保基金”则是成都的地方政策，师出之名是鼓励农民保护耕地，由市县财政拿钱，每年每亩一般农田补300元，基本农田补400元。“耕保基金”不能拿来打酒喝，但存入个人账户，用于农民养老。

很简洁，粮食直补与耕保基金皆依土地而生，地权不清，该补的补不到，不该补的得了好处，不行的吧？所以，为公平发补贴，必须确权。倒过来：凡完不成确权的，领不到补贴。村官们一下子通了，因为他们晓得，回去给村民讲，也是一讲就通的。至于确权的其他好处，譬如有利于转让等等，很多村官不甚了了，因为在经验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要靠想象进入利益核算，不容易。

也够了。为领补贴，搞一搞确权就是了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究竟有多麻烦？这大概也符合舒尔茲指出的“理性农民”的逻辑：但凡搞一个事，有用、好处可衡量，那接着就要衡量代价。倘若麻烦太大、代价太高、得不偿失，赔本的工作像赔本的买卖一样，终究不会有人当真的。

好在最初的动员学习环节，县、镇、村官们一起讨论，共同的认知是确权的麻烦不大。想想看好了，地是农民种着，房是农民住着，土地房屋与人的关系似乎一目了然，无非填表格、发证书，虽然人多户多很细碎，但没有解决不了的麻烦。

兰田村第11社社长郑维东，是位能干的村干部，他当时也认为确权“很好办”。不料回去召集本社开会，大家七嘴八舌一番议论，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个第11组，当时总人口不过179人，总户数52家，不是个大社。不过涉及承包地确权，归纳起来的问题就有四个：其一，全社实际的承包地面积，比记到各家各户名下的承包地面积要大，也就是一旦实测，结果将与“土地台账”不一致；其二，自1998年开始的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，全组共新增23人（包括新生婴儿和娶来的媳妇），都没有承包到土地；其三，有9户人家自第二轮承包后减少了人口（包括死亡和出嫁外组的），也未因此减少承包土地；其四，有11户外来移民共18人，实际上承包着本社农地，却不是原本的本组村民。

四个问题，没有一个是容易解决的。先看第一个，实测面积与土地台账不一致。这个问题早就存在，起因是当初土地承包，准则是“交够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都是自己的”，但人民公社的土地有肥有瘦，如果分户包地只论面积，不论肥瘦，那承包瘦地的农户就亏了。解决办法除了户户肥瘦均沾——结果是本来小块的土地更为零碎——还实施所谓“产量亩”，就是肥地算面积时多一点，瘦地算小一点。后来国家取消农业税，承包地一概没了缴粮义务，但“土地承包不变”政策又不允许调整各户承包关系，于是造成农地的实测与台账的不符。